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陷入群体中的个人意志被极度压缩了,有的时候群体会无恶不作,有的时候则会崇高献身、不计名利,为了荣誉,为了光荣,为了爱国主义。

    在个人和群体中,个人的智力是高于群体的,如艾萨克·牛顿,可是即便是牛顿也无法阻止人们被南海泡沫冲昏头脑。

    理性的个人认为,自己可以引导那些陷入无意识狂热的“蠢货”,如果他的个人观点与群体的价值观念相差悬殊,甚至相违背,即便它听起来很有道理,在感性驱使下群体也还是会把国王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送上断头台。

    这样的残忍,与人类群体猎杀动物时的残忍没有任何区别。

    不会有人将法国大革命说成是非正义的,在1848年的七月革命中,民众和赶来镇压的军警成了战友,攻占了查理十世的皇宫,但他们没有抢走任何一样艺术品,即便任何一样都价值连城,够他们一生所需了。

    190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他们把能搬走的都搬走了,不能搬走的烧光,维可多雨果写了文章抨击这种强盗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呢?

    他是少数和查尔斯狄更斯一样清醒的人,狄更斯看着那些观看绞刑的人们,直言不讳地说这种绞刑不会起威慑作用,反而起了娱乐作用。

    鲁迅也曾经描写过群众围观砍头的场景,那些“看客”都极力伸长了脖子,看完了杀革命党人的场景后还说“杀头真好看”。

    这其实和欧洲的火刑、绞刑是一样的,人的共情能力退化了,对杀戮没有一丝悲伤,反而觉得是在看热闹。

    玛蒂娜人性实验中分成了两个人群,一群人阻止玛蒂娜将枪对着自己,一群人却在嚷嚷着说“这是一场秀”。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先“觉醒”的那一批人,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科学能起到破除迷信的作用,却无法承担起诸神、英雄、诗人带来希望和幻想的责任。

    神付出慷慨的承诺,活着的时候行善,死后上天堂,享受永远的快乐,但黑死病让这个幻想破灭了,失去希望就会接近地狱之门,人们不再信神了。

    科学不会像幻想一样撒谎,他会诚实得告诉那个问“你喜欢我们的城市么?”那个人,他所在的城市有哪些缺点,下水道是否老旧需要整改,人口稠密的程度和消防问题,犯罪率和交通堵塞问题,还有就业和产业政策,这么回答别人的问题除了贡献自杀率以外还很欠揍。

    大众都有自己的幻想,他们希望能听到别人用优雅的语言表达,这种赞美不仅能让人觉得心情舒畅还更有信心,工作起来也会更有干劲,他觉得自己在为这个城市变得更好在做贡献。

    有生命的东西都有阴影呈现出立体的形态,没有阴影它只是个平面的假象,如同活在二维的蚂蚁。

    想要看到神性的曙光就要深挖人性的黑暗,麻瓜很多都不喜欢刨根问底,拿到了印刷宣传册就轻易地相信,谣言和流言也就传播开了。

    在女巫之锤印刷前,对于巫术停留在巫师会让人精神出现问题,那本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学问题,第二部分是实践问题,第三部分是法律程序问题,它创新得提出了巫术是真实犯罪,而不是简单的精神犯罪,由此给了“气候异常是由于女巫施展魔法”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