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需要大家都转着圈儿换才行，而且中间稍有故障，就会前功尽弃。在交通和电话都不便利的年代，多个家庭之间换房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在没有大数据的时代，这种困难是无解的，只能依靠工作人员不辞辛苦。
由此就出现了“换房劳模”，比如报纸上曾经报道过首都天城一名叫做李国英“换房劳模”。
李国英利用业余时间，对换房户的地区分布、房屋状况、生活设施、交通情况等不断考察，风里来雨里去，不少折腾。
他曾在3个城区的5个房管所，找了十几个房管员，挨个到13家看房协商，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实现了“13户联换”。
上级规定，每位专职换房员每年的换房定额为120户，而李国英平均每年超额736户，完成7年的工作量。
说实话，刘啸看到这篇报道后觉得头皮发麻，一个普通人，一年之内无偿为居民换了七百多套房，要知道那是一个靠着步行工作的年代，充其量就只有一辆自行车，这叫什么责任心？
就在今年，首都还举行过一次换房大会：换房大会两天来已帮助304户签订了换房协议，其中解决上班路远的86户，解决住房困难的96户，改变居住环境的87户，照顾老小病残的20户，解决邻里家庭不和的12户……………。
丰城没有所谓的换房大会，原因是因为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而且大家住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平房，换不换没什么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福利房的概念，其实就是单位分房，比如刘啸的爷爷去年就分了一套房。
但分房也要看什么单位，什么职务，重要的单位重要的职务自然要优先考虑。
刘啸的父母不过是普通机械厂的员工，即便刘向学是副厂长，勉强算是副科级吧，但企业没钱也没辙。
其实，又有几家企业能够靠产品赚到钱足够的收益呢？
刘啸爷爷所在的化工厂是大型国企，有两千多员工，这么多职工每月工资就得一两百万，再加上生产成本生活材料，一个月下来就得四五百万。
而企业一个月的产值才多少？满打满算只有二三百万而已，勉强能发出工资吧，不过国家会有大量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企业都处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在南方，这样的企业就会实行承包制，改变管理方式还能拼命一搏。
而在北方，承包制还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人敢主动跨出这一步，但北方企业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搞多种经营。
所谓多种经营就是开办副业，比如刘啸吃的那袋烤鱼片是在轻工机械商店买到的，刘啸爷爷住的房子就是化工厂房产处建造。
这样的福利房还没有产权证，只能住不能买，当然，这个时代也没有买房的机构，那还得等四五年的时间。
但在没有大数据的时代，这种困难是无解的，只能依靠工作人员不辞辛苦。
由此就出现了“换房劳模”，比如报纸上曾经报道过首都天城一名叫做李国英“换房劳模”。
李国英利用业余时间，对换房户的地区分布、房屋状况、生活设施、交通情况等不断考察，风里来雨里去，不少折腾。
他曾在3个城区的5个房管所，找了十几个房管员，挨个到13家看房协商，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实现了“13户联换”。
上级规定，每位专职换房员每年的换房定额为120户，而李国英平均每年超额736户，完成7年的工作量。
说实话，刘啸看到这篇报道后觉得头皮发麻，一个普通人，一年之内无偿为居民换了七百多套房，要知道那是一个靠着步行工作的年代，充其量就只有一辆自行车，这叫什么责任心？
就在今年，首都还举行过一次换房大会：换房大会两天来已帮助304户签订了换房协议，其中解决上班路远的86户，解决住房困难的96户，改变居住环境的87户，照顾老小病残的20户，解决邻里家庭不和的12户……………。
丰城没有所谓的换房大会，原因是因为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而且大家住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平房，换不换没什么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福利房的概念，其实就是单位分房，比如刘啸的爷爷去年就分了一套房。
但分房也要看什么单位，什么职务，重要的单位重要的职务自然要优先考虑。
刘啸的父母不过是普通机械厂的员工，即便刘向学是副厂长，勉强算是副科级吧，但企业没钱也没辙。
其实，又有几家企业能够靠产品赚到钱足够的收益呢？
刘啸爷爷所在的化工厂是大型国企，有两千多员工，这么多职工每月工资就得一两百万，再加上生产成本生活材料，一个月下来就得四五百万。
而企业一个月的产值才多少？满打满算只有二三百万而已，勉强能发出工资吧，不过国家会有大量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在八十年代末期，很多企业都处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在南方，这样的企业就会实行承包制，改变管理方式还能拼命一搏。
而在北方，承包制还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人敢主动跨出这一步，但北方企业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搞多种经营。
所谓多种经营就是开办副业，比如刘啸吃的那袋烤鱼片是在轻工机械商店买到的，刘啸爷爷住的房子就是化工厂房产处建造。
这样的福利房还没有产权证，只能住不能买，当然，这个时代也没有买房的机构，那还得等四五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