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或许,之前新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只是灌输性的教育,和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君为义之类的话,区别不是很大。

    大概就类似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

    而现在,看过荷兰香料的定价问题后,再联想到大顺暂扣东印度公司、给丹麦亚洲公司加税的事,对“祖国”这个概念,徐亨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的利益相关的感触。

    他不是搞工业的,不是搞纺织之类的。

    而且就算搞,现在大顺的工业资本家,也很难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祖国这个概念,因为大顺真的没有机会用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工业。

    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感受,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华夷之辩的帝国主义扩张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徐亨学的那一套,把爱国作为一种“所不虑而知”的“良知”。

    此时良知的含义,和后世不同。

    如同孝顺父母理所当然,徐亨接受的新式灌输里,爱国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不虑而知”的良知。

    但这种良知,需要一个契机,让他们将这种良知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这种良知才是长久的、坚挺的。

    虽然徐亨不能理解老海商的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触。

    但这些年新学教育种下的种子,却在这一刻渐渐萌发。

    国家是什么,他渐渐有了一个有些清晰的认知。

    国家是什么?

    国家,在他眼里,就是当海商们只能走私的时候,国家出兵打开日本国门,使得走私成为合法。

    国家,就是当荷兰人垄断香料的时候,国家出兵攻下南洋,让本国商人垄断香料。

    国家,就是当西洋贸易公司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国家出面搞了鸦片案、不敬案,查封了英国商馆、给丹麦商馆加了高关税。

    国家,最好就是他们赚取更大利益、保证他们得利的一个工具。只可惜国家不完全是他们的,因为国家现在不准他们在国内趁着灾年买地,也不准他们放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