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套规则,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圆周率是3,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3.14的这个……而这个,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

    而至于善与恶,则大致是说,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这其实也是一种善,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

    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惩罚恶人,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这么看,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

    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是个“上帝大棋党”,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视角,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源于澳门的特殊性。

    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

    这种极度繁荣,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

    耶稣会要传教,传教需要钱,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当然是靠贸易。

    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又发三愿,不得经商。

    但情况特殊,权宜之计,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筹措经费。

    但是,经商这种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

    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

    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